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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23集两汉经学

语文视窗 2021-07-14


《中国通史》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历史专题片,以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为主线,描摹了中国境内从远古人类起源到清朝灭亡的宏大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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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文】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包含着《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一百多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搴旗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此后的三年时间,叔孙通谨小慎微地对待刘邦,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


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当皇帝以后,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在朝堂饮酒争功,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他清楚地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城掠地打天下,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家的作用,不过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也深刻地感受到仪礼秩序的重要。从此,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做一个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已经隐约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已即将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即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收到排斥,乃至于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等项羽的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官所藏得《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欲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而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与智慧。在汉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可是汉初时《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

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公元175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一丈宽四,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每日车乘达千余之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伏生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专治《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赴京。然而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的博士有七十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它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


汉代道家,它已经不是完全地像先秦的道家一样,它是无为而无不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有为。它表现的形式是一种积极的有为,所以说它要对政治、对社会要进行一定的干预。所以说我们所说的有的学者把秦汉以后的道家称作为新道家。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与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厉行和亲弭兵。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贾谊在《治安策》中这样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变法,弃绝礼仪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仪,没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针对这种现象,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仪教化,但汉文帝只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大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诸侯王的尊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观、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的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董仲舒的意思是汉武帝你如果真正要更化,你真正要有改革,那你要有一个非常全面而且整合的思想,这个思想儒家可以为你提供,所以你要培养出一批人才,也就说建议由这个皇帝的力量来推动儒学。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的得以实践。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真正作为官立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是由此开始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诵读儒家经典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两千年来不绝于耳。


有一位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确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艺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与利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联用来自用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两千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绵延两千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了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醇厚和对名利的淡泊。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德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无不为,与民休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作为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所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也正因为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公元前91年,汉王朝统治中心内部发生了一件倾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江充素与太子刘据不和,向汉武帝进谗言说,宫中有人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彻底追查。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罹祸的巫术,这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这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太子非常恐惧,他不甘心冤枉致死于是逮捕并杀死江充发兵自保,汉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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